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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思行读《碌碌有为》｜了不起的日常生活

时间 :2023-08-09 13:41:19   来源 : 澎湃新闻

《碌碌有为：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》，王笛著，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出版，888页，128.00元秦末，陈涉吴广起义，陈涉问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观乎古代中国的历史，平民成为开国皇帝，就只有刘邦和朱元璋。能够在廿四史留下记录的，基本上都是属于精英阶层的贵族或文臣武将。普通人或因孝义、忠贞等行为，才能在廿四史的列传中以“忠义”“孝义”“隐逸”“列女”等名目，留下一丁点儿痕迹。在西方，历史也曾经为精英阶层所垄断。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提醒我们，微观史（Mirco-history）的研究方法诞生于1970年代，历史并不长。其中的代表作是微观史最早的实践者——卡洛·金茨堡（Carlo Ginzburg）的《奶酪与蛆虫：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》。这本书对王笛来说有特别的意义，这是他撰写博士论文时博导罗威廉（William T. Rowe）要求的必读书。


(资料图)

金茨堡撰写此书有重要的历史背景：当时左翼思潮在全球兴起，欧洲史学跟随转向，批评过去主流史学太关注精英阶级，而忽略了底层民众的历史。因此，《奶酪与蛆虫》的一手材料，来自十八世纪宗教法庭对小磨坊主的审讯记录。王笛指出，在中国，很难找到类似的记录，因为中国的历史书写，向来不重视下层和一般人的数据记录和保存。

王笛的《碌碌有为：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》是他主讲的通识教育音频课程的讲稿，共一百五十六课，分为三大部分：（一）人口、农村与城市；（二）日常生活、家庭和文化；（三）宗教、社会组织与法律。王笛引用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者布罗代尔的说法，指出历史过程分为长时段（自然史）、中时段（社会史）和短时段（政治史）。《碌碌有为》就是讲中时段的历史：

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，如果我们只关注政治史，就只能看到大海表面的波涛，而不能观察到政治波涛下面更重要的潜流。

……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，所以我们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，仔细分析，只有听到普通人的声音，才能得到有血有肉、更鲜活的、更真实的历史。（第5页）

对古代中国的精英阶层来说，“改朝换代”应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恐怕是他们的祖先籍贯何处，“改朝换代”可以说不怎么重要，但跨地域的移民而导致“乡关何处”的疑问，以及如何重构关于移民的历史记忆，才最重要。

对于珠三角和香港地区的宗族来说，宗族的源头是说不完的故事。王笛指出，只要查阅广东省一些宗族的家谱或地方志的记载，很多记录其祖先是由南雄珠玑巷迁来的。广东省南雄县是北方移民从岭北进入岭南地区后的第一个县。时移势易，他们的后代在编修族谱时，已对其最初的北方家乡语焉不详，南雄珠玑巷因此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共同记忆。又例如很多自湖北移民四川的人都声称其祖籍是麻城孝感乡，不少祭文都表述祖籍湖北麻城的始祖庇护后代子孙，后人才能科举成功。在当时移民过程中，不少人都丢失了族谱，所以改为选择麻城孝感乡，作为新的乡籍。

“山高皇帝远”“不怕官，只怕管”都是关于传统中国管治的老生常谈。王笛在第三章《社会的根基：农业》中打破了历来对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形成源于集权以治水患的迷思。王笛认为，水利工程显示在中央权力与地方人民势力的利益博弈中，后者往往占据优势。

王笛引用明清时代湖北修建水利工程的例子，指出地方豪强一方面对朝廷发展水利设施表示支持，另一方面又利用关系网，做出有利自己利益的变动，如改变河道以方便自家的灌溉，又或违建堤坝以获得更多土地资源。地方官知道这些情况，但不愿下令拆毁这些堤坝，甚至去加以保护它们，因为在古代中国“社会治理主要通过宗族自治、乡绅自治来完成”。乡绅捐资成为中小型水利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，因此出现了如“渠社”这样的半官方半民间组织。官方通过它来维护用水秩序的事宜；华北地区又有控制灌溉系统的农村民间组织——“闸社”。在龙王诞日，各“闸社”在龙王庙进行祭祀，亦在此商讨疏浚河道等事宜。因此，朝廷在十九世纪多次敕封龙王，使之成为国家权力无须干预、依靠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纷争的媒介。

王笛在第四章《从集市对城市》进一步引申上述这种中国社会特有自治传统的说法。王笛在该章其中一节以“公共领域：这不是一个西方的概念”为题，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有三种不同空间：“一是政府领域，……二是私人领域，……三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公共领域，其活动主体是城市精英或士绅阶层。”王笛提出近代中国属于“公共领域”的例子包括社仓、义仓、义田、善堂和会馆等这些被地方乡绅控制的公产和慈善组织。王笛续指出，二十世纪初，随着新式学堂和女学的兴起，推动了图书市场、女师范学堂这些全新“公共领域”的出现。

西方“公共领域”的概念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62年出版的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——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》为代表，指出“市镇”（town）为欧洲“市民社会”（civil society）的经济和文化政治中心。在市镇里作为早期“公共领域”的场所包括咖啡屋、文艺沙龙、报刊等，开明专制贵族和中产知识分子进行社会联谊对话，再演变为就公共事务争论的场域。这就是介乎于私人领域（private realm）和国家公权力领域（sphere of public authority）之间的开放空间。

王笛就“公共领域”所下的定义与哈贝马斯不同，所以他认同一些学者的观点，指出清代城市市民已形成了“市民意识”，只是这种意识和中世纪欧洲由商人进行自治的传统不同。如他指出四川成都存有“土地会”这种筹办清明节拜土地神活动的社会组织，负责组织居民共同兴建祭坛和承担祭祝的费用。明清社会出现的“公共领域”都与宗教息息相关，亦不是如中世纪欧洲般的“公共领域”作为现代社会公共舆论的起点，而是由于“皇权不下县”，国家力量只至县级为止，部分城市管理事务需由民间社会或经济组织承担。《碌碌有为》一书在每一章开头均设有多条“本章主要问题”。王笛在第六章《民众的精神和物质世界》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“‘小区’一词是如何从强调空间逐渐变成更强调社会、人际关系的？影响小区功能的因素有哪些？为什么城市小区在近代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？”在今天，我们不时说社会或小区的向心力或凝聚力，向心力越强，社会就越稳定。除了改朝换代或天灾，古代中国社会都比较稳定，是怎样做到呢？王笛这样定义“社会”和“小区”：

“邻里”和“小区”的概念相近，但也有差异。相对来说，小区的空间范围比邻里更大。“邻里”更接近于实际的空间，而“小区”与社会空间、人们的居住模式的联系更为密切。（328页）

用英文去解释，“邻里”是neighborhood，“小区”可说是community。一般意见认为，古代中国专制，所以“有国家而无社会”，尤其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“社会”（society）。王笛正好用“社”这例子来打破这说法。他解释古代中国的“社”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，由此形成地缘组织或部落。怎样由“社”变成 “社会”呢？王笛这样分析：

祭祀同一个“社”的成员慢慢就变成了同一个“社”的成员了。在这里，前一个“社”指的是社神，后一个“社”指的是小区或聚落的意思。在今天，“社”是组织化的结构。它的含义发展成为“社会”和“小区”。（328页）

王笛引成都“土地会”作为例子，虽然它有道教性质，但实际上是小区组织，负责组织居民清理阴沟等工作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地方政府控制了小区的公共事务，反而致使众多阴沟长期淤积无人清理。到了新中国成立，不同的社会成立居民委员会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原来这些“社”或者“会”作为“小区”去处理防卫、社会秩序和公共事务治理的功能。

阅读《碌碌有为》一书，可以感觉到明清时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与宗教息息相关。例如古代民间使用的日历不只有农耕社会知道日子的功能，也是趋吉避凶的指南，所以又称为《通书》（广东话“书”同“输”，不吉利，所以又称《通胜》），指导什么时辰做什么事的吉祥与凶险。这造就了售卖《通书》老板另一门生意：定时刻香。这种香分日用和夜用两种，日用在黎明时点燃，夜用在黄昏时点燃，香上面亦标着记号。在没有时钟的时代，想知道新生儿准确的出生时辰，以知孩儿一生的吉凶祸福，就在生产前点上这种香。待孩子出生时把香熄灭，再将剩下的香，带回卖香的店铺，店主就可以回推孩子的出生时辰。

王笛亦进一步指出宗教和古代中国经济的密切关系，他引用北宋苏东坡拜访镇江金山寺好友佛印和尚的故事。佛印看到苏轼进来，笑说：“你来干什么呢？我这里没有坐的地方。”苏轼机智地回答：“让我暂且借用你的‘四大’来坐禅吧。”佛家有言：“四大皆空”，四大就是构成宇宙世界的四大元素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风。佛印和一般人的身体一样，都由四大所构成，所以苏轼的意思是坐在佛印的身上。佛印因此回道：“好啊，那我现在说一句话，如果你答不上来，就解下你腰上的玉带，留在寺里。”苏轼同意。佛印说：“本僧四大皆空，你能坐在哪儿呢？”苏轼答不上话，只得奉上玉带。至今金山寺还收藏着苏东坡的玉带。王笛从这故事带出，佛寺在中国历来是收集佛教和非佛教文化收藏品的地方，更是主持收藏品交易的场所。明清两代庙会的收藏品交易尤其兴盛，如北京琉璃厂聚集古玩店铺，其源头就是琉璃厂内火神庙的庙会。

传统的日常生活，进入二十世纪亦出现了丕变。现代麻将的前身——马吊，在明末清初已流行，但它属于低下阶层的娱乐玩意，士大夫阶层认为不应玩这游戏。王笛引《明史》主编张廷玉对子孙的训诫：“纸牌入手，非吾子孙。”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更认为马吊和明朝灭亡有关联，因马吊中“闯”“献”“顺”的术语预示了闯王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流寇张献忠的出现。然而，到了晚清，知识分子却借改造麻将来达到启蒙大众的效果，如将麻将中“红中”“发财”“白板”改为“专制”“立宪”“共和”；梅兰竹菊、春夏秋冬等花牌改为地球牌、五大洲牌、五大洋牌，以及“汽船”“铁路”等新发明。玩法上，改为采用番数计算新方法：两张“专制”牌不算番数，两张“立宪”算一番，两张“共和”算两番。在晚清的政治环境下，这种改革的麻将并未在社会流行，但从中反映了改革民风须从日常生活开始的规律。

阅读王笛《碌碌有为》，当知道作者在反讽熟语“碌碌无为”，他相信古代低下阶层日常生活不是平平无奇，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所反映和影响。无怪乎是书的英文名称为Amazing Everyday Success。历史潮流的起伏规律，确实在日常生活之中。
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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